近日，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锋接受券商中国记者专访，围绕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十五五”规划纲要以及近期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对经济的影响等市场热点问题，分享了他的最新研判。

朱锋认为，今年GDP增长目标设定为4.5%—5%的区间，更精准把握了转型阶段经济特征，也为政策留出更大空间。在外需仍是重要增长引擎的同时，扩大内需连续两年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首要任务，表明对内需特别是消费的认识持续深化。

对于近期美伊冲突引发的国际油价波动，他认为其对中国直接影响有限，但需关注能源价格快速上升抑制全球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产生外需层面的“第二轮冲击”。

有效投资与出口有望托底经济增长，消费政策期待更多突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经济增长4.5%—5%、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好结果”。朱锋解读称，此次GDP增长目标设定为4.5%—5%的区间，较去年有所下调，这一调整充分贴合当前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也为政策留出了更大的空间与弹性。他指出，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过程中，转型常常伴随着增速的放缓，这一区间目标是对转型阶段经济特征的一个重要判断和适当调整。

对于2026年经济增长引擎，朱锋判断，最大的引擎可能仍在外需上。今年政策的出台总体上未大幅加力，但后续根据经济情况的变化仍有进一步发力的可能，消费端暂时难以成为核心拉动力。

朱锋观察到有效投资的发力态势已在数据中有所显现，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他指出，特别是在与“十五五”项目相关的领域，以及在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提及的有效投资，近期数据显示基建投资等已有明显提升。综合来看，他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在有效投资和出口方面能够形成一定支撑，从而托底经济增长。

朱锋还谈到，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大亮点是对内需特别是消费的重视，扩大内需已连续两年成为首要任务。在日趋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出口可能继续充当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提振消费是一项重要且长期的课题。今年继续将促内需列为首要任务，并出台相关配套政策，表明政府对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明确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仍是未来政策重点所在。

对于财政政策，朱锋表示，今年扩张性财政赤字仍向投资倾斜，包括“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项目和最新的投资数据，仍体现了政策对供给侧和政府引导的侧重。他分析道，政府政策习惯于在供给侧发力，这从执行层面相对更容易推进，短期效应可立竿见影，而提振消费仍面临较大挑战。具体来看，“两重”“两新”等特别国债或专项债，对持续提振消费的直接作用较为有限。直接用于促消费的2500亿元的以旧换新资金和1000亿元的财政协同专项资金等举措在短期可发挥一定作用，但市场仍期待在消费领域后续有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和相关配套措施出台。

内需地位提升，风险防范后移

朱锋告诉券商中国记者，相比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个重要的提升在于对内需特别是消费和有效投资的认识深化和重视。他指出，今年的报告重增长、重转型、重内需、重科技，力图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充分发挥中国作为消费大国的规模优势。打通国内大市场、降低地方壁垒，既是反内卷的重要举措，也对提振消费具有积极作用。

另一个亮点是对国际贸易平衡的重视。朱锋表示，这反映出政府对国际环境快速变化的充分认知。在外贸面临压力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通过扩大内需、加强国际贸易平衡，有助于缓解贸易摩擦带来的外部压力，为中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支撑。

此外，朱锋特别提到风险防范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排序的变化。此前风险防范排在第六位，措辞较为严厉，强调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而此次排序后移至第十位，语气更趋缓和，更多从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安全能力建设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这一调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过去风险防范化解更严厉的措辞和硬性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促增长、促消费政策的发力空间，如今防风险在任务排序上相对后移，为提升消费和有效投资等政策举措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和灵活性。

“归根到底，要应对下行压力，还是需要依靠经济增长的，快速增长会帮助化解很多风险、为治理整顿创造有利条件。”朱锋总结道。从全球经验来看，包括中国在内，许多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危机都是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被消化掉的，增长既能提速也能帮助提质，而防风险则是其中的重要保障。

2025年以来，国际投资者对“反内卷”政策的成效高度关注。朱锋表示，此次“反内卷”政策已初见成效，从PPI、CPI等数据中可以看到近期有所好转，尤其是在一些特定行业。以平台经济为例，去年对平台经济等行业的整治措施出手及时、卓有成效，未来在相关领域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他指出，本轮“反内卷”与2015年的供给侧改革存在显著差异。2015年的改革侧重供给侧，而这次“反内卷”则兼顾需求侧与供给侧。上一轮聚焦的是钢铁、煤炭等传统成熟行业，而本轮也涉及平台经济、电动汽车、光伏等一些新兴行业，这些领域国家高度重视且发展前景向好。朱锋还指出，在成因上，当前许多行业的问题乃是需求端的疲软所致。

油价波动对中国直接影响相对有限

近期美伊冲突升级，国际油价快速上涨。对此，朱锋认为，近期国际地缘政治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贸易层面的不确定性，二是地缘局势变化对核心大宗商品供给的冲击。

朱锋分析，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对IEEPA关税的判决对中国出口和中方与美国贸易等谈判构成利好，使美国对华关税水平降至相对其他国家的更有竞争优势的区间。今年1—2月的出口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出口大幅提升。

对于近期油价高企的影响，朱锋表示，由于中国能源结构以煤、新能源和绿色核电为主，且油气来源较为多元化，油价对中国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根据过往数据，石油价格每上涨10美元/桶，对中国消费价格的传导效应约为0.1个百分点，这一数字较低，主要得益于国企“三桶油”及发改委相关政策对油价和供应量的稳定作用。

但他也指出，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或将面临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带来的两个层面的潜在冲击。一是消费者价格和生产者价格层面的冲击，将压缩家庭消费能力并增加企业成本，减缓经济增长。二是所谓的“第二轮冲击”——油价上涨将更快传导至美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提升物价、抑制经济增长，进而削弱中国出口面临的外部需求。

对于油价走势，朱锋表示：“目前摩根大通的判断为，石油作为核心大宗商品，如果布伦特原油价格到今年年中持续在100美元/桶左右，并在第三、四季度逐步下降到80美元/桶，我们测算今年全球通胀将上升0.8个百分点，这将导致全球消费和生产受到抑制，全球GDP增长将降低0.6个百分点。”

朱锋还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仍具有较强韧性，今年料不会出现衰退现象，尤其是美国等经济体（特别是高科技产业）一季度表现较为强劲，即使后续季度GDP有所放缓，全年增长仍然可期。

在政策应对方面，他指出，全球多数央行目前处于观望状态。美联储可能在观察到通胀加速上升后，货币政策对此作出一定趋紧反应或推迟之前市场普遍期待的六月降息，这将对其经济走向产生一定影响，但政策调整空间仍然存在。对于中国而言，朱锋对政策应对能力表示有信心，他指出，尽管货币政策空间相对有限，财政政策仍然有能力有所突破并更有效地发力来应对外部冲击。

排版：刘珺宇

校对：祝甜婷